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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对刘永行解读方正多元化之谜
2004年04月05日15:39:41 财经时报 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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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刘永行解读方正多元化之谜
看不透方正，这是市场各方对方正评价的主流声音。当事实很容易被其表象所取代的时候，方正究竟是看不懂的谜，还是对它的解读一直停留在有偏差的视角上？
管理很差，内耗严重，营销系统和分公司腐败严重，业界口碑非常差。这就是１９９９年年底魏新以副手身份介入方正时所面临的问题。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他“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地正式就任方正集团董事长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方正的外界形象并没有明显好转。
当《财经时报》将方正和东方希望两个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对比调查研究后发现，魏新——一个大学教授转型成的企业家，刘永行——一个同样有教师背景的实业家，两者的战略思路几乎一模一样——在第一主业的市场和利润都难以突破，手里又积累了大量闲置资金后，开始其战略思考；在第二主业还没有被锁定的情况下，都展开了为稳定财务结构的投资多元化行动；在瞄准或明确第二主业后，都开始收缩投资战线，将所获利润和第一主业积累下的闲置资金向其转移。而且在战略执行过程中，都是产业和金融两个轮子一起转。
这其实表明，中国企业家已在市场的历练中完成了向战略家的转变。两者略有不同的是，魏新是投资基础上具有实业情结，而刘永行是实业基础上具有投资眼光。
主业难以突破后的战略思考
魏新掌控方正后，面临的不仅仅是管理混乱所产生的一次次危机，更重要的是ＩＴ主业上的激光照排和硬件上的ＰＣ制造，都进入了市场和利润的增长极限瓶颈。
“方正照排系统固然先进，但并不能像ＷＩＮＤＯＷＳ那样容易不断升级换代，市场容量有限，方正已经占了全世界中文排版系统９０％以上的市场；而ＰＣ制造，当中国国产电脑有１００万台的时候，联想和方正这两家都有３０％的毛利，２０％的纯利，而这几年纯利低到３％左右。”魏新开始思索方正的未来走向。这时方正在激光照排上积累了近２０亿元的利润资金，ＰＣ制造上在２００１年有１５亿元的现金存量。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在魏新正式担任集团董事长前夕，他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方正集团发展战略的思路和企业文化重塑的报告几点思考》。“经过长达数周的讨论、交流，董事们最终达成了共识，要改变方正的战略和文化。”魏新回忆说。
一面是主业难以突破发展，一面是手头大量的闲置资金。魏新开始为方正寻找第二主业的战略布局。“方正有了战略体系。”魏新自认这是他进入方正后，带来的一个最大变化。
与转换成企业家没几年的魏新相比，刘永行虽然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经营企业，但是真正开始出现战略思考则是在９０年代中期。
１９９５年，刘氏兄弟决定分家。分家前后正好是其主业饲料行业发展比较好的时期，此前的资本积累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有近２０亿元的闲置资金。而分家带来的地域划分，使刘永行开始思考饲料行业的发展极限。
刘永行在１９９５年前后，通过对饲料市场的分析，认为饲料行业将在２０００年之后进入整合期，饲料行业的利润率也将大幅度下降。他向朋友透露过，他判断的依据是，当时饲料行业门槛很低，地域性非常强，大家都可以分得部分利润，但是很难做大。而且饲料属于利润微薄的产品，一旦利润下降，多数企业只有关门倒闭。
在这种情况下，刘永行提出，要寻找第二个主业，当饲料行业利润下降的时候，用第二主业的利润来支撑饲料行业的整合。
被误读的产业多元化??在谨慎地确立第二主业的过程中，两者都展开了被误读为产业多元化的投资多元化的应对之策。
“我们进入钢铁业、制药业和金融业，并不是要在这个行业要做成最好，只是要将手里的资金产生尽量大的增值，并调整我们的财务基础和资产收入结构。当经济波动的时候，不至于使集团财务波动太大。能使方正避免遭受高科技企业惯于遭遇的高风险。”魏新说，“我推崇ＧＥ的多元化产业模式，但是方正并不是要变成ＧＥ，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误解。”
对于涉足的投资领域，魏新有他的原则。“涉足一些传统行业风险小，但一定要是资源型的，上升型的，或者是牌照型的，出了这个原则的东西我们不投资。”魏新说。
方正收购苏钢的成本在２亿多元，但苏钢在２００３年实现了３０亿元的销售收入，２亿元的利润，成本基本收回，从今年开始基本上就是为方正提供稳定的利润回报；收购西南合成的成本在３亿元左右，但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使３亿元资金还控制在方正手里，预计今年的利润回报将会有６－７千万元；而涉足的金融业务，不仅为方正带来了稳定的利润回报，更会成为它发展第二主业的融资平台。
此外，魏新称，方正同时也在推进第一主业的技术延伸和制造上的产业链向有高附加值的上游挺进。比如激光照排技术延伸出了“Ｅ－ＢＯＯＫ”电子图书技术抢占了市场先机，与３００家出版社签单，在数字播控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５０％；在制造上，收购珠海多层后生产利润达１５％－２０％的多层线路板，和韩国一家拥有独有技术的公司合资生产利润可达３０％的芯片。
在１９９８年以前，刘永行却一直信守“不熟不做”。他对第二主业的期望很高，计划在２０亿元以上的投资，因此在项目选择上非常慎重。但在决定寻找第二主业之后，东方希望开始多元化投资：入股民生、成商行、光大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参股光明乳业５％股权、民生保险９％股权。但这些早期的投资随意性很强，额度并不大，并具有试验的成份。
２００１年５月，进入东方希望公司大产业视野的包括：铝材制造、赖氨酸、面粉业。当时刘永行曾私下向朋友透露说：“我想东方希望集团的发展将分成三个部分：饲料作为主业，将做到２０１０年销售１０００万吨的规模，做到世界第一；另一方面，用回流现金做一些投资，跟主业分开，投资到民生、光大等公司，还会有其他一些新的投资项目。现在我正在寻找第二个主业，它将和大型国企改制结合起来，结合国家的改革进行发展。”
当时，东方希望成立了国企改制投资小组，内设投资专员和投资经理。在投资专员对圈定的项目考察和提出初步论证后，交由投资经理组织专家进行全方位论证，再交由公司财务审计组进行财务分析，最后由投资部总经理告诉刘永行做还是不做。
那前后，东方希望的资金就逐渐进入铝业。而魏新也在低调中悄然锁定了一个可以成为方正第二主业的行业——移动通讯业。
锁定第二主业
刘永行要找的第二主业，必须是大产业，年产值至少在２０亿至５０亿元之间，他很清楚，这只有大工业才做得到。对于自己过高的投资成本，他看到很多国有企业已经具备这种生产条件了，所以重组国企是条捷径。按照刘永行的计划，国企改制项目第一步的投资在１０亿至３０亿元之间，三至五年，投资国企改制的资金会达到１００亿元。
东方希望在对上千个项目考察后，筛选了两三个大产业进行最后论证和谈判。２００２年１月，东方希望集团宣布：斥资１５亿元与山东信发集团共同组建东方希望山东信发铝业有限公司，进行铝业深加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东方希望在包头建设的１００万吨铝电项目一期工程完工，举行了开工仪式。现在，东方希望投向包头的是一期工程，投资２５亿元，达到年产２５万吨的规模，实际完成投资１９．５亿元，订购国内设备预付款２２．８亿元。而此时，刘永行的铝电整合思路也日渐清晰。
之所以选择铝业深加工作为第二主业，是因为刘永行确信它将来会产生和饲料业并驾齐驱的利润，而且两大主业能建立有机联系互相支撑，沿着产业链条延展，综合利用能源。他将这归纳为围绕主业的“有限多元化”。
而魏新自称方正是“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化”。“在软件技术行业，你还能在中国找出像方正这样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吗？我认为没有。”魏新说。
记者在与魏新交流方正将如何运营“Ｅ－ＢＯＯＫ”电子图书技术的发展时，魏新透露出了他给方正设计的未来方向。“我们并不打算自己来运作Ｅ－ＢＯＯＫ电子产品，我们会将技术专利使用权授予制造企业，只赚技术专利使用费。”魏新说，“方正未来要成为高通那样的公司，经营专利技术和技术标准。”
在这样的战略思路指引下，寻找高科技第二主业的魏新，投资了由北京邮电大学李道本首创的另一项３Ｇ技术标准——ＬＡＳ－ＣＤＭＡ，设立方正连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他相信，ＬＡＳ－ＣＤＭＡ可以节省５０％以上的手机制造成本以及７５％以上的基站和网络建设成本，这项技术标准如获广泛应用，其产业化的意义将远远大于当年的“激光照排”。
不过，现在还不能说方正已经确立了第二主业，因为３Ｇ这样的技术标准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否则毫无商业价值可言。方正正在努力得到政府的支持，现在也不能预测成败。因为最好的技术不一定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方正的发展脉络已很清晰。魏新还会不断在某种技术更新换代的时候去抓住机会。据记者了解，方正对这项技术标准的应用所需的资本聚集准备已经完成。
“通过这种对比，不仅可以清晰地解读方正之谜，作为行业发展中的一个信号，这更表明，中国企业比拼战略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位市场人士说。
“方正的未来是高通模式”
在另一个国产３Ｇ标准大获国家支持之际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呼吁中国产业政策应多学韩国暗示方正ＬＡＳ－ＣＤＭＡ应获国家政策支持
本报特约记者 王涌
《财经时报》：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处事风格？
魏新：我既有军人的风格，也有学者的风格。我在侦察连当过五年多的兵。
《财经时报》：你在研读韩国三星成功之路的时候，给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魏新：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三星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且锲而不舍。它还用资本换技术，比如买断ＣＤＭＡ的技术。它不受制于任何人。ＬＡＳ－ＣＤＭＡ技术不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我们也是用资本买来的。以后运营方正连宇，我们就是要卖技术使用权收钱。
技术专利的获得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研发，一种是通过资本获得。过去中国拿市场换技术的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市场是被拿去了，但没换回技术。
中国没有一个像三星这样的企业，这和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有关系的。我一直认为中国产业政策是有问题的。比较一下韩国政府的做法，我认为，韩国现在有现代、三星，是和他们政府的产业政策分不开的。韩国在搞市场经济的同时体现了国家意志对市场的干预，这种干预从国家利益上来考虑，是必要的。
中国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购买和使用国外技术进行生产这一个环节上。有能力的企业应发挥自己的优势，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领主动位置。
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中国加入ＷＴＯ初期提供的政策保护手段，从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采购几个方面，给予有可能形成重大突破性的领域和企业以适当的支持，帮助这些企业将制造优势转化成技术优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造就出中国的ＧＥ、摩托罗拉和索尼，使中国进入世界制造强国之列。
《财经时报》：方正有一天会变成像三星那样的企业吗？
魏新：不一定变成三星，但是我认为我们会成为高通。
《财经时报》：中国在众多行业里，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始终受制于人，你是怎么看的？
魏新：这也是我感到忧虑的一个问题，这可能会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
“世界制造中心”转移的实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问题，其第一次转移是从欧美转移到南美，那次转移对欧美国家的经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而且还带来了好处。但是制造中心从南美转移到中国的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次转移导致南美国家经济急剧衰退，因为他们没有专利，一旦将工厂转移走，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让我忧虑的是，如果２０年之后非洲国家也开始明白，和平和经济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他们也开放、也给外资政策，而那时我们劳动力成本已经提高，那么我们的优势何在？我们不要重蹈南美国家的覆辙。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已占据国内外市场优势的产品和企业中，其优势主要集中于非核心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这两个环节。而无论是在产品的源头——技术开发和终点——品牌推广这两个重要环节上，中国企业基本上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许多重大原创性核心技术的开发上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因此，中国目前还只能算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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