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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的语录仗
2003年12月08日11:26:56 证券市场周刊/李书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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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人们是不是已经淡忘，“语录仗”曾是我们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呢
学者的“语录仗”
读旧刊记之二十一
平时逛旧书店，我特别喜欢收集各种论争的资料，看见旧刊旧报上有关于某一话题的论争，就眼睛一亮。有时嫌店家要价太黑愤而撒手离去，走出店门很远又终生不舍之心，再折回来买走。一次一处店家见我回头就主动让价三分，真堪称知己。不仅报刊，我还购得各出版社出的“讨论集”、“论争集”乃至“批判集”。人在论争的时候最显才华，最见神采，所以论争最有看头，至少也看个热闹。连毛主席都喜欢看人论争，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何况我辈。
“热闹”之余，当然也要看个“门道”。对于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史来说，“论争”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我们的思想就是“七斗八斗”斗过来的。仔细推敲那些论争的题目、逻辑与措辞，对理解思想史当是一项基本功。因为佐读新收藏的一批清朝地契，我将50至60年代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论争资料置于案头，灯下翻翻，竟意外地发现这场论争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语录仗”，兴趣顿生。在今天人们是不是已经淡忘，“语录仗”曾是我们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呢。
先是大历史学家侯外庐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著文，立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是“皇族土地所有制”也即国有制，而不甚承认有过土地私有制。他的论据是马克思《资本论》卷三中的一段话：“假设相对出现的，不是私有土地的地主，却像亚细亚一样，是那种对于他们是地主同时又是主权者的国家，地租和课税就会合并在一起……在这里，国家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在这里，因此也就没有土地私有权，虽然对于土地，既有私人的也有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第1032页，人民版1953)历史学家胡如雷站出来反对侯外庐，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土地所有制之外还存在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即私有制，后者且占支配地位(见《光明日报》1956年9月13日)。他的根据也是《资本论》卷三中的论断：“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并且地租又总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别的人对于地球某些部分有所有权这一个事实，作为假定。”（第828页）胡如雷的推论是：“由此可见，缺乏土地所有权的地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占有地租，所以他们对土地有私人所有权。另一位历史学家唐陶华在《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的文章采用了同样的逻辑，唐文引用了恩格斯的界说：“对土地的完全而自由的所有权，不仅意味着可以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它，而且意味着也可以出售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0页，人民版1956)唐陶华认为既然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私人土地买卖，照恩格斯的定义就必然存在土地私有制。
胡、唐的逻辑虽然有力，却只是从侧面用别的语录进攻，并没正面回应马克思“亚细亚”没有土地私有权的明确“指示”(当时学者引用马列都称为“指示”)。此一关键性的攻防是由《华东师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4期上束世的文章完成的，他考证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专指印度而不包括中国：“我要特别指出，马克思所谓‘亚细亚’是以印度为典型的，他往往把‘亚细亚’和印度作为同义语。他说：‘我的推测，以为亚洲的或印度的所有权形式，最初在欧洲到处存在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31页，解放社版)”束世从空间上解说“亚细亚”，吉林师大的历史学家田泽滨则从时间上解说，他认为马克思说的“亚细亚”当然包括中国在内，只不过在时代上所指的是“古代的”的奴隶社会，而不是“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遗憾的是他论证的是马克思的话，却只找到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一句话作论据：“在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阶级压迫的支配形态，就是那不只是剥夺大众的土地，并还占有他们的人身的奴隶制。”(见《光明日报》1960年3月17日)还是云南大学的谢本书终于从马克思本人那里找到了语证，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时代排列:“亚洲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的几个演进时代。”谢本书指出马克思的这种排列足以说明他所说的“亚细亚”(“亚洲”)特指封建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因而他在《资本论》中的话并不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见《光明日报》1960年5月26日)。
我们不禁慨叹：为了证明“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个用简单的历史事实就可以直接证明的常识，“语录仗”兜了多大的圈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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