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怕跟外国竞争
2003年12月01日15:05:50 证券市场周刊/周年洋 孙 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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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生、萨缪尔森的同学，华人著名经济学家王念祖先生，以“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穿梭于中美之间，以86岁的睿智和洞察力冷静观察和分析中国今日面对的难题和发展的机遇
“我们不怕跟外国竞争”
——访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念祖先生
把中西文化的优点集于一身，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拥有丰富的经历，那会是怎样一个人呢？在我们追踪采访王念祖先生的两天里，我们感觉到中西文化的精粹在王念祖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王念祖先生是出生于旧中国的一个世家子弟，父亲王伯元是当时上海鼎鼎大名的“黄金大王”，他留学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跟随学习的老师是熊彼特，同学中有萨缪尔森、特里芬，受教的和切磋学问的都是经济学界的泰斗式人物。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派到东北去收复大好河山。他曾经是联合国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后来则回到哥伦比亚大学重执教鞭。这种丰富的经历，王念祖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以《我的九条命》这个名称诙谐地表达出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王念祖先生建立了一个“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王念祖先生组织了诸多学术和商务活动，以回报他热爱的祖国，通过这个计划加强中国企业对国际企业的了解，促进中美学术交流。国内许多经济学研究者受惠于王念祖先生的这个项目，获得在美国访问、进修的机会。
现在86岁的王念祖先生所散发的魅力令你感到文化交融的伟大之处。他为人谦逊通达，时间观念极强，从不吝啬赞美女性的美丽；他言语幽默智慧，但又严谨认真；他看问题深入本质，但结论并不极端，总是顾及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因素。作为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作为经历如此丰富的人物，他的学术成果、他的人格魅力，我们不奢望在这一篇小文中能够全部写出来。我们还是从他对当前热点问题的分析中，来领略一下这位86岁老人的睿智和洞察力吧。
人民币不要升值
《证券市场周刊》（下称《周刊》）:在对待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上，您的观点和央行的观点一样：不升值。能不能详细地谈谈您为什么认同央行的观点？
王念祖:从制度方面讲，有各种不同的汇率制度。大家认为固定汇率制度有它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特别是对国际金融中心来讲，如果汇率老是变，就会有很多的风险。比如香港，我早就主张，要有固定汇率，以减少交易成本，这是很重要的。虽然北京、上海现在也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觉得这两个城市现在还没有具备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当然，中国在国际金融的地位会逐步提高。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资本还不能自由流动，中国资本市场的还没有国际化自由化，而且我也不主张中国马上在资本市场上实行国际化自由化。主要是因为国际间还没有一个机制使得资本流动规范化，不管是国际货币组织还是经济发达的国家都还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因为现在资本市场上一天流动好几百亿美元，许多都是短期的游资，对经济的冲击会很大。
《周刊》:中国的币值是不是低估了呢？
王念祖:讲到中国的汇率是不是高估或低估了有各种衡量的办法。一般的衡量办法是中国出超，当然中国对美国是出超，即使是对美国的出超也在慢慢减少。对美国来说，除了对中国入超，美国整个的局面就是入超。这是美国自己各方面措施的结果，跟中国没有关系。假定对中国不是入超，对全世界还是入超的。这是简单的计算办法。另外，美国人喜欢现在享受，不大愿意储蓄，储蓄率太低的话，肯定是要从外国借款，就要入超。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美国的入超不能都怪中国。
有很多人提出中国倾销的问题，讲中国的劳工便宜，中国的劳工确是便宜，但非洲和亚洲某些国家比中国还要便宜。有人提出中国的工业污染环境问题。我是承认中国在环保方面还不怎么太注意。但许多出口的东西跟环保不是太有关系。比如机电、成衣业、还有玩具。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主要的理由。
另外，假定中国是出超的，那么现在是不是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币值是被低估的。这也有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是不是因为出超而使外汇储备增加的过多？我个人认为增加外汇储备是应该的。我在联合国工作多年，我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外汇储备不足，要到国际货币基金去借款的话，它会提出一系列的条件。从经济的角度看，有些条件我觉得是不对的。但是放款的人总是要提出一些条件，这是有必然性的。债务人怕的是你还不起，所以一定会提出一些条件，但这些条件很多时候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情况还是自力更生好。有足够的外汇，不需要到国际货币基金去借款，伸出手要钱总是处于劣势的。
《周刊》:现在国际上不少国家尤其是美国动用立法来迫使人民币升值，那您认为在这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
王念祖:这点很重要，假定中国货币要升值，究竟升值多少？有人认为中国货币可能要升值40%左右，我觉得这是胡来，这个冲击太大，这跟中国整个物价、中国企业出口、银行体系、利率都有关系，这是要搞得天下大乱，是史无前例的。从升值的幅度讲，没有一个国家是一下子升值40%的。确实有很多国家的货币贬值，一贬就是40%，甚至更高。这个冲击也是很大的。这不是儿戏。那么，有人觉得可以一点一点地来，先贬10%、15%怎样。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跟预期的心理有关，你贬10%、15%，那么很多人就要问，是不是再贬10%、15%。现在中国不是贬值，很多国家造成了一个气候，认为中国的汇率应当升值，而且要大幅度升值，现在人民币在远期市场上已经升值7%-8%左右，这是预期。如果真的升值，则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炒作人民币。
还有，就是中国的金融制度还不健全，中国的利率要受影响。总之，升值对中国不好，不过最重要的是，对中国没有益处。很多东西，比如，耐克鞋，在美国卖70美元一双，在中国的成本大概10美元，中国拿到的是很少的一块。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汇率升值对美国入超的情况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周刊》:如果不贬值，国际上大量热钱会进到中国来。从明年开始出口退税率降低3%的政策，是不是一个应对措施？
王念祖:我赞成用一系列温和的措施对付各国压力。这种办法不会引起大的动荡，而且表示我们很合作。我们要承认美国是超级大国，我们要跟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的压力或者主张不合理，我们也不要太生气，给他一点面子，做出一点应付的办法，使他们觉得中国还是给他们面子。这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坏处。可以考虑扩大汇率的波动幅度，现在汇率的波动像条蛇，我们可以让蛇肚子稍微大一点。比如，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不要管得太紧，中国企业应当变成跨国公司。
解决国内问题政府要有积极态度
《周刊》:从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很适合做一个世界加工厂，因为人力成本很低。但问题是国内工人工资低，消费需求就低，内需就不畅，要依靠外贸来带动制造业的发展，这种矛盾要如何解决呢？
王念祖:这个困境现在财政部已经在解决。因为现在大量的财政赤字，实际上是弥补过去实际的需要。旧中国等于无政府，很多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因为各地是自给自足的，交通网络根本就没有发展，大禹治水之后治水从来没有大搞过。还有现在的环保问题、休耕还林等都要国家去做，而且要花很多钱，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刚好弥补过去的不足，不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样，通货膨胀避免了，大量失业也避免了。所以这样是最好的了。假定老百姓全都讲究消费了，这些事情就没办法做。可以说现在是黄金时代，对过去忽略的东西进行补课。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缺水很厉害，“南水北调”急需做，中国有太多事情要做。不过，我们需要忧虑的是，以后年轻人是先享受先消费，怎么积累资金搞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呢？
《周刊》:您在东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东北各种资源如石油、木材、煤、铁等，都很丰富。由于东北的重工业战略，现在东北发展非常慢，好多人失业。现在世界上资源型产品的价格有上升趋势，对东北来讲，有这样丰富的资源，应该发展得很快才是。现在国家出台政策要振兴东北，您认为怎样把东北的优势发挥出来？
王念祖:东北不景气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企的比重太高。有些国企稍微改改，没有太大的作用，仍然赔钱，而且很多国企是官僚的办法，不是企业家的办法。官僚的办法使得企业缺乏竞争力。东北有很多资源，比如我在东北的时候，大豆大量出口，都是最好的。现在东北的大豆都很好，它比美国大豆好，具有特别的香味。东北很多土地很肥沃。所以我觉得东北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我赞成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东北也要开发。提出东北开发是有战略意义的。所谓开发，不要光拿优惠政策，还是要把东北的优势发扬光大。
加入WTO培育中国人的竞争观念
《周刊》:中国开放以后，获得了很多的好处，那么加入WTO以来，中国得到了哪些方面的好处？
王念祖:加入WTO的意义就是帮助中国整体经济以一种高速度的势态发展，而且是持续地发展。最重要的是中国会慢慢出现一些企业家。过去，中国国企是由很多官僚在那里管，现在有紧迫感，因为要跟国外竞争，不再是独占的局面，反正有饭吃的心态，这种态度要改变。企业不竞争就不能生存，有竞争就有前途。这就是最基本的。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可以慢慢培养出来。比如海尔的例子，张瑞敏拿大锤把不合格的冰箱砸掉，当时很多工人哭，因为这些冰箱还是可以用的。竞争这个概念很重要，不但企业家，整个企业中的员工都要有这个概念。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中国人不笨。有竞争意识就可以。比如在国外念书的中国人，平均分数一定比外国人好，我们的外语还是半路出家的。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能力竞争，包括在高科技方面，我们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怕跟外国竞争。
上市公司要规范和担负社会责任
《周刊》:中国股票市场已经有13年了，您肯定经常关注它的发展，那么您怎样看待这个市场？
王念祖:我觉得中国的股票市场很重要，不过中国的股票市场分割得很厉害。现在A股跟B股应当并轨了，但H股怎么办？现在中国股市上市的标准主要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公司上市以后有很多的做法不规范。我们在国外就知道，比如青岛啤酒，是一个成功且有市场的企业。但是它完全不了解上市后的责任，上市时承诺拿到钱要做的事情，在拿到钱后，不做这些事，让投资者完全失去信心。
很多国内投资者，或者是利用内部消息，或者是完全盲目投资。没有人去研究这些公司究竟怎么样，就是媒介去调查也未必是真实的信息。但在美国就不一样，比如在美国研究股票的，一个人追踪5、6家公司，一目了然。中国企业上了市以后，股民对公司怎么样,问也不问，或者问也问不出来。所以这些方面还很不成熟。这需要一段时期的规范和改进。
《周刊》:这里面还有一个财务报告的问题。您在联合国做过一个《国际会计准则》，在其中您提出一个“非财务报告”的内容，我理解这与道德有关，能不能讲一下非财务报告的具体内容？
王念祖:这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它要讲的是整个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在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很多经济行为与企业有关，企业的活动要比个人或其他非盈利性机构的活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更大。企业应当要赚钱，否则没有前途。企业的财务报告很重要，实际上财务报告里面已经包含有非财务报告的部分了。比如董事们的背景。假如企业被兼并，兼并方也就同时吞并了“毒丸”（公司用来防御敌意接管的一种方法)。这不完全是企业盈亏的问题，是反兼并的措施。
还有员工的设施。做玩具的塑胶厂很容易着火。而企业主害怕员工偷材料，因此锁着门窗，还有栏杆，着火时工人就跑不出来。还有微电子的组装，对眼睛损伤很厉害。很多十几岁年轻的女工本来眼睛很好，做了3年，眼睛就坏了，不能做了。这就是企业的责任。这都应该报告出来让大家知道，要有透明度。这些都应该在非财务报告中有反映，而且应该有一个最低标准。这应该引起企业家的注意。商学院教授在教怎么样多赚钱，而对社会责任讲得很少。现在很多有名企业出现丑闻，这些方面才受到大家的注意。
王念祖教授简介
美籍华人，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主任。曾为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司长，联合国牙买加技术合作团团长、东非技术合作团团长。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博士。获得纽约州亚裔杰出人士奖和国际管理学院院士。著作有《发展经济与跨国公司》、《中国的现代化与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如何走向国际市场》等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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