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反对郎咸平 谁就是"人民公敌"?

这是一个可笑的命题,源于一个如下事实:从舆论的反馈来看,所有反对郎咸平的人,被大多数人视作民众利益的反对者。真的有谁可以代替大多数人的利益发言吗?有那么多人愿意被郎咸平先生代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最近的一个案例来自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刘吉先生,因发表《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质疑郎咸平先生的观点,而遭到网民的猛烈抨击,而为刘先生辩护的时评家盛大林也惨遭池鱼之祸。
以道德为立足点批判他人,结果很可能是失去批判的力量。因为从道德出发预设的前提是自己的道德高于他人,这是一个无法论证的命题,也违反经济学的整个逻辑基点。道德的批判与批判的道德两者并不成正相关关系。
所以,讨论的双方应该各退一步,以平等、独立的身份进行探讨,除了专业素质、言论力度之外,谁也不应比谁更有天然的道德优势。
其实,郎咸平先生的话作为一家之言,提醒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的一面,有其价值。但郎咸平同时也是一个“破坏者”,即刘吉文中指出的没有建设性的意见,这并非贬义,反对者的存在让人清醒。但“破坏者”显然不应以建设者自居。
郎咸平的反对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易宪容等人,还有许多国企与上市公司的老总。设想所有这些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有长期研究、大多数感同身受的人,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全部都是因为自利的本性,这一论断是轻率的,也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就像郎咸平的反对者应该思考,为什么郎咸平那些“哗众取宠”的观点、“尖锐刺耳”的语言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认可一样,郎咸平的支持者显然也应该抛弃种种过激的词藻和过剩的热情,而代之以平心静气的深入思考:那么反对郎咸平的“主流”人士,究竟在反对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对社会痼疾深有体会、对经济学拥有超过一般发言权的人下决心,不惜背上民意的十字架,也仍然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郎咸平先生的功劳在于指出了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如他所愿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轻易下一个国企效率高、市场化方向错误的判断。如果国人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郎咸平一样,忘记当初改革的真正原因,而将产权、市场化等一概打入冷宫,固然炫人耳目,其后果却要所有的国民共同承担。这也许是激怒郎咸平反对派的真正原因,几份公司的案卷,否定了历经艰辛的一段历史。
早有学者指出,郎咸平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自相悖离之处。以他所看重的信托责任而言,事实是,信托责任只靠郎所说的严刑峻法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法律、企业管理层的责任约束和激励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机制,而郎所推崇的国有经济体制恰恰是无法真正建立信托责任的根本原因。证监会近日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可视作建立上市公司激励制度的一个尝试,虽然对期权的来源作了种种限定以规避道德风险,但仍然无法绕开国有资产流失这一致命质问。
当许多人基于热情为郎咸平鼓与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激烈反对的另一面———行政垄断、权贵资本等等恰恰发源于郎所主张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才是他们的真正支持者。
谁也不是“哲学王”,吴敬琏不是,刘吉不是,郎咸平当然也不是。(每经评论员 叶檀)
昨日报道:郎咸平从根本上否定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的文章,对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以及公众对郎咸平的追捧提出了质疑。此文在网上转载后,舆论一边倒地批评甚至谩骂刘吉。
也许是觉得不值一驳吧,刘吉先生在文中并没有具体地批评郎咸平的观点。而我觉得,公众之所以不认同刘吉,主要就是因为大多数人把郎咸平言论中的是与非混淆在一起。
郎咸平之所以“一炮打响”,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公众最关心也确实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即国企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其突出的表现在,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有些国企甚至地方政府负责人借改制之名行瓜分之实,有的国企负责人打着MBO(管理层持股)的旗号,把全民的国企变成自己的企业。黑箱操作、自买自卖……这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作为香港的著名财务专家,郎咸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进行了揭露。这不能不让人叫好。
此时,如果郎咸平能够提出合理的建议,即如何在操作中防止上述瓜分国资行为,他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然而,郎咸平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把国资流失的原因,归结为国企改制本身,甚至提出了“国有企业效率高,不用改制”的观点。
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论。郎咸平就走出了这一步。由于他的批判正好迎合了绝大多数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强烈不满,郎咸平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成了良知的化身。在一片喊打声中,情绪激动的人们失去了理性。大多数人只听到了郎对国资流失的大量的义正词严的痛斥,却忽视了他对国企改革,不,是对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否定———那些话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却是郎的核心观点。
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不明晰,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国有企业的产权就是不明晰的。它名义上是“全民”的,但哪一个公民真正觉得哪个国企是属于自己的?说是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经营管理国企,但政府怎么可能去经营企业呢?只有聘任几个经理人去打理。但问题是给经理人多大权力呢?给多了,与经理人的身份不对称;给少了,经营管理没法做。前不久,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透露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竟然没有国企的收益权。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根子其实就在于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国企的所有者处于缺位的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产权是绕不过去的。
从政府的职能角度讲,政府的角色是“守夜人”,它的职能应该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现在,中国的大企业大都是国有的或国有控股的,政府仍然主导着国民经济及其资源的配置。即使是在很多一般性的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也在扮演着主角。
从效率的角度讲,国有企业也无法与私营企业相比。经营机制不灵活、激励机制不合理……这些早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而郎咸平竟然说“国企的效率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国企的改制确实出了很多、很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正视、不解决,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毁掉中国的改革。因此,政府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坚决遏止瓜分国资等非法行为。不过,问题的严重性,并不能改变问题本身的性质。尽管国企改制中的问题非常严重,但都是操作中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国资流失等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法治的不完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完善法制、加强监管,使国企改制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而不能因噎废食。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郎咸平之“是”,是他指出并批判了国企改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郎咸平之“非”,是他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是”是微观上的、现象性的,其“非”是宏观上的、根本性的。(中国青年报 盛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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