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创意的短信投票：公共选择中最合理遴选方式

“超女大赛”刚刚落幕。虽说竞争激烈，但从短信投票的结果来看，前三名歌手的差距甚大。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一场娱乐节目，任何煞有介事的争论，其实都是这场娱乐节目的延伸，不能太认真。我要说的是，不管怎么争论，不管是否喜欢选出来的歌手，参与者与旁观者都不得不说个“服”字—既要“服”大众的品味，也要“服”比赛的方式。

我自己喜欢得冠军的李宇春：她外形清新、表情自然、笑容灿烂，可惜声音粗糙，歌艺实在不行，与我认为唱得真好的王菲不可同日而语。可那又怎样？谁说歌手就要唱得好？唱得好的人多得去了。观众有时要的不是单项冠军，而是要全能冠军，否则用不着搞短信投票，而是搞成什么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那样，由几个评委说了算得了。

朋友，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历史源远流长的话剧、歌剧、舞台剧，其表演风格都具有夸张的特征——动作夸张、表情夸张、语调夸张。源自西方歌剧的美声唱法，更是以声如洪钟、震天动地为上。现代的电影明星，则往往以微妙的表情和演技取胜；而流行歌曲中的靡靡之音也不乏广受欢迎的精品。这是为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那是因为古代没有摄像机和扬声器。我也同意这一观点。没有摄像机，不能进行近距离拍摄和重播，观众无法捕捉演员细腻的脸部表情；要让人远远都能看到，便只能靠“夸张”。同样，没有扬声器，声音也必须以洪亮为前提。一旦有了摄像机和蒙太奇技术，整个表演艺术便走向自然；有了扬声器和混音技术，唱腔一下子就变得多元化了。

从表现手段的变化来看，今天的“通俗”娱乐是合理的。这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从约束条件的角度，理解人们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约束条件变化了，人的行为就发生变化，从而也带动了人的品味和艺术潮流的变化。现代人认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所谓“高雅”艺术，在当时的人看来，往往就是“通俗”艺术。

回头再说“短信投票”这项电信新业务。观众投票选明星，并不是新概念。多年前，美国要选最受欢迎的垒球运动员，办法是用Campbell Soup公司的番茄汤罐头包装纸来投票。球迷为了拉票，Campbell Soup罐头便销售一空。但今天中国“超女大赛”用的是无纸化的短信，既环保又方便，是个大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把“超女”比赛过程中的拉票行为看成是作弊。尽管主办当局规定，每个手机号码最多投15票，但并没有规定（也不可能规定）每个人只能拥有一个手机号码。结果，愿意付出代价的歌迷，不仅可以花时间动员亲戚朋友联手，还可以自行购买新的电话卡来增加投票。这是名副其实的“钞票投票”，那是公共选择中最合理的一种遴选方式了。

我在这个专栏中曾介绍过，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结论是“选票不能准确反映投票人的代价”，所以投票的结果不准确。为了设计既便宜、又能反映代价的投票方式，经济学家可以说是费尽思量。

话说一位叫克拉克（E. H. Clarke）的前辈，在20世纪70年代初设计了一套投票办法。那办法很怪，怪得差点害他拿不到博士学位，而我的老师塔洛克（G. Tullock）教授更拒绝刊登他的论文。直到有一天，克拉克借机向布坎南（J. Buchanan）解释，由布坎南推荐，才得到塔洛克的重新重视。后来老师塔洛克终于恍然大悟，重新写了篇介绍克拉克思想的文章，大肆吹捧一番。

在我看来，那方案当然还是纸上谈兵。困难之一是该方案没有考虑投票人勾结的可能；困难之二是该方案的试验成本太高。然而，这次“超女大赛”广泛运用了短信投票技术，却表明技术上的障碍并不大。通过“电话网络—付款系统—审计系统”的有机结合，做克拉克式的选择是可行的，而那将是公共财政中资源有效配置的新机会。